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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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茅倬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口与家庭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担任亚洲开发银行技术援助项目组组长、联合国妇女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专家。主要研究人口结构转型、劳动力市场及生育政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重点2项),出版专著3部,多项成果获省部级奖励以及中央和部级领导批示。
前 言
值此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即将迎来建校七十周年之际,将笔者近五年来公开发表的部分论文辑录成册,收入学校“名师名家学术精品自选集”,于笔者而言,既是一项阶段性的学术整理,也是一份带着感念意味的回望。
学术研究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更像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很多问题,最初只是朦胧的关切;很多认识,也并非一开始便已清晰成形,而是在不断面对现实、不断展开研究、不断修正判断的过程中才逐渐凝聚为较为稳定的学术主题与思考框架。回望这些年,笔者愈发感到,一位学者的研究轨迹既与时代提出的问题密切相关,也与个人长期的学术兴趣、现实关怀和方法积累紧密相连。
自2019年调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以来,笔者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中国低生育率问题的研究之中。此次结集,既适逢建校七十周年,也与笔者于2025年入选学校“领雁杰出青年学者”有关。对笔者而言,这是一份荣誉,更是一种激励,促使自己借此机会对在学校工作以来的研究成果作一次较为系统的回顾与整理。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反复斟酌,最终从上述公开发表的成果中,选取了19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按其内在关联分为四编收入本书。作此取舍,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论文较为集中地呈现了笔者近五年来的研究重心、问题意识与阶段性思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记录了笔者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这一新的学术平台上如何继续深化人口研究、回应中国现实,并在现实与学术之间不断寻找结合点的过程。
之所以将这本文集命名为《当代中国的生育理性与政策选择》,并非只是出于标题上概括的考虑,而是因为在这些年的研究中,笔者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理解当代中国人口问题,尤其是理解低生育率问题,不能仅停留于数量升降的表层来观察,也不能简单地将之归结为观念转变或单一政策因素的结果。今天中国的婚育行为变化,既是人口过程,也是社会过程;既体现为发展阶段转换中的结构性变化,也折射出家庭决策逻辑、性别关系、代际责任和制度环境的深刻重构。在这样的背景下,“生育理性”逐渐成为笔者理解这一系列问题的一个核心视角。所谓生育理性,并不是将生育简单化为成本收益计算,而是强调个体与家庭在住房、就业、收入、教育、托育、职业发展、代际支持与未来预期等多重现实约束下,对婚育作出的审慎判断与综合权衡。它体现的并非对生育价值的否定,而是现代社会条件下许多家庭对责任、机会与风险的现实回应。也正因为如此,笔者愈发感到,讨论今天中国的人口问题,不能只停留在“愿不愿生”这样的简单发问上,而更要追问“为什么这样选择”、“这种选择是在怎样的制度环境和生活压力下形成的”以及“国家政策又应如何回应这种理性”。在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所收论文虽然题材并不完全相同,但都围绕着这些问题意识逐渐展开。
收入本书的论文,若从内容上看,涉及生育政策、生殖健康、人口惯性、人口负增长以及家庭婚育决策等不同议题;但若从笔者的研究历程来看,它们并非彼此孤立、偶然拼接的成果,而是沿着几条相互关联、彼此递进的学术脉络逐步形成的。正因如此,笔者在编选这些文章时,更看重的并不只是它们各自讨论了些什么,而是它们共同呈现了我这些年如何理解中国人口变迁,如何在现实问题的推动下不断调整研究视角、深化理论认识,并逐渐形成较为清晰的研究脉络和学术关怀。
第一条脉络:从历史语境与人口底色出发,理解当代中国生育变迁的深层逻辑。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不能脱离其特定的历史演进和人口基础。一方面,笔者持续关注计划生育改革与生殖健康促进的历史过程,思考中国人口与生育政策如何从以数量调控为主逐步转向更加重视服务对象福祉、家庭发展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笔者也始终重视人口变动背后的结构性条件,尤其是人口惯性、年龄结构演变以及城乡差异等长期力量。不论是对政策演进的回顾,还是对人口惯性及其城乡差异的分析,笔者都希望说明:今天中国的生育变迁,并不是若干短期现象的简单叠加,而是历史制度变迁与人口结构演进共同塑造的结果。只有把握这一“历史语境”与“人口底色”,我们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当代中国生育问题的形成背景及其长期趋势。
第二条脉络:围绕“生育理性”展开对观念、意愿与行为逻辑的多维解释。本书第二编所收论文,集中体现了笔者这些年对“生育理性”的持续追问。在笔者看来,当代中国家庭的婚育决策,已越来越不能被简化理解为单一观念变化的产物,而应当被视是一种嵌入现实约束中的理性选择。正因如此,笔者尝试从大学生群体的恋爱、婚姻与生育观念出发,分析观念层面的变化;从专业背景、文化—经济双重机制、全面两孩政策下“双非”夫妇的生育意愿与行为等问题出发,讨论意愿形成的社会基础;进一步从流动、家庭养育成本、女性健康人力资本、丈夫育儿参与、家庭—工作冲突等方面,考察现实生活中的行为逻辑及其后果。沿着这一脉络,笔者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低生育率并非简单的“观念转变”,而是观念、意愿与行为之间多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对生育理性的理解,也必须进入家庭内部决策、性别分工、代际支持和劳动力市场约束等更为具体的社会现实之中。
第三条脉络:从问题诊断走向政策建构,系统思考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理论框架与工具效能。如果说前两条脉络更多是在解释“为什么会这样”,那么第三条脉络则进一步转向“应当如何回应”。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发展进入新阶段,笔者越来越认识到生育支持政策不应只是若干零散措施的拼接,而应当被理解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政策体系。因此,本书有关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三孩政策下支持政策框架以及生育保险制度效能的研究,实际上都围绕同一个问题展开:在持续低生育率背景下,国家究竟应以怎样的政策思路、制度框架与工具组合来回应家庭的现实需求?对笔者而言,这一脉络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关注政策是否存在,更关注政策是否成体系、是否具有协调性、是否能够真正触及影响婚育决策的关键机制。也就是说,政策选择不应仅仅停留在原则倡导层面,而是必须进入制度设计、责任配置和工具评估的层面。
第四条脉络:以托育服务为抓手,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从理念倡导走向现实落地。由本书结构可知,托育服务并不是生育支持体系中的一个边缘议题,而是笔者近年来重点关注的一个制度落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低生育率时代,影响家庭婚育决策的一个关键约束,已经越来越具体地体现为“谁来带孩子、如何负担照料成本、公共服务如何承接家庭需求”等现实问题。正因如此,笔者将相当一部分研究聚焦于普惠托育高质量发展、财政赋能、托育服务法治建设以及托育供需预测等议题,尝试从供需匹配、财政支持、法律制度与责任重构等多个层面,分析托育服务如何从政策倡导转化为可实施、可持续、可保障的制度安排。沿着这一脉络,笔者越来越认识到,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关键并不只在于理念是否积极,而更多在于制度能否落地、服务能否可及、责任能否清晰、保障能否持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托育服务不仅是家庭照料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观察当代中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能否真正落地见效的一个关键窗口。
如果说,过去较长时期中国人口研究的重要任务是认识高生育、应对高增长,那么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更为迫切的课题,则是如何理解持续低生育率的形成机制及其深远影响,如何在尊重家庭自主选择的基础上构建更加积极、更加系统、更加具有可持续性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近年来,笔者在相关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越来越明确的认识:人口问题从来不单纯是人口数量问题,同时也是发展问题、家庭问题、性别问题,是公共政策问题;它既关乎国家的长期竞争力和社会可持续性,也关乎每一个普通家庭如何安排生活、承担责任、面向未来。正因如此,人口学研究不仅需要趋势判断之冷静,也需要现实关怀之温度;不仅需要方式方法上的严谨,也需要问题意识上的敏锐。这些年来笔者之所以一直没有离开生育与人口政策这个研究主题,正是因为自己越来越感到,它所连接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领域,而是当代中国社会最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之一。
对笔者个人而言,这本书也是一个重要学术阶段的缩影。2019年调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是笔者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笔者从过去主要在国家部委研究机构从事政策研究到投身高校学术研究的重要转折。此前,笔者在国家部委研究机构工作了十年,参与了大量人口相关政策与战略研究,较长时间置身国家人口治理与现实决策的实践语境之中。这段经历,使笔者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并非最先来自书斋中的抽象推演,而是来自国家发展进程中的现实命题、政策制定中的实际关切以及社会变迁中的真实挑战。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积累,进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之后,笔者得以在高校这一更重理论训练、学术积淀和思想深化的平台上,对长期关注的人口与生育问题作出更系统、更深入的研究与阐释。
当然在笔者看来,这并不是从政策研究到学术研究的简单切换,也不是从现实关怀走向纯粹的书斋,而是在新的学术平台上实现学术与咨政之间更深层次的贯通。多年来参与国家人口、生育和家庭发展等相关政策研究的经历,使笔者始终对中国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保持敏感,也使笔者的学术选题和研究切入始终带有鲜明的问题意识;进入高校之后,学术研究所要求的理论自觉、方法训练和系统分析,又不断促使笔者超越对现实问题的即时回应,从更长时段、更深层次上把握人口变迁的规律、机制及其制度逻辑。可以说,这些年笔者的研究始终是在一种双向互动中展开的:一方面,努力以学术研究涵养咨政,提升政策研究的深度、解释力与前瞻性;另一方面,始终从咨政实践中发现真问题、提炼新选题,使学术研究不脱离中国现实,不远离时代关切。收入本书的这些论文,正是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一步步形成的,它们既是学术研究的成果,也是笔者理解中国人口现实、回应时代命题的一种方式。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深厚的学术积淀、鲜明的经世致用传统以及开放务实的学术氛围,使笔者在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的交汇中,对人口研究的意义有了更加深切的体认。来到这里之后,笔者一方面继续深耕人口与发展领域的基础研究,另一方面也更加紧密地参与国家和地方有关人口战略、生育、托育、家庭发展等政策议题的咨询与研究工作。教学中与学生的讨论,科研中对问题的追索,实践中对政策落地的观察,三者在这里不断交汇,也不断促使笔者反思: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研究,应当怎样在理论与现实之间建立起更稳固的联系?许多时候,正是现实中的复杂处境使笔者更加意识到,人口研究不能只停留于宏观判断,也不能只满足于理论解释,它必须能够回应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深刻变化,回应普通家庭真实而具体的困境,也回应国家在发展新阶段面临的重大抉择。
因此,本书不仅是对笔者过去五年研究成果的一次整理,也是对笔者这一阶段学术思考的一次回顾。每一篇论文的形成,都与当时面对的具体问题、特定语境和既有积累相关;它们共同记录了笔者如何一步步加深对中国低生育率与人口转变问题的理解,也记录了笔者作为一名人口学研究者在宏观趋势与微观行为之间、在理论分析与现实关怀之间努力寻找平衡的过程。现在将它们汇集出版,不只是为了保存一段学术劳动的痕迹,更是希望能够为后来研究者、青年学生以及所有关心中国人口问题的读者,提供一些可以继续讨论、补充和推进的基础。
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收入本书的部分论文,并非仅由笔者一人独立完成,而是在与师长、同人、学术伙伴以及研究生们的共同讨论、合作研究中逐步形成的。学术研究从来不是学者的孤身跋涉,而是在思想碰撞、薪火相传与合作砥砺中不断推进的过程。一路走来,笔者始终深知,自己的研究能够有所积累,离不开师长们的教诲与提携,离不开同行者的支持与切磋,也离不开学生们的认真参与和辛勤付出。书中所收录的,不仅是十几篇论文,也是一段段共同研究、共同成长的记忆。
同时,笔者也要感谢国内人口学及相关领域诸多重要学术期刊,正是它们为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严肃、专业的平台。论文的发表,不仅意味着研究成果的呈现,而且意味着与学术共同体的对话、接受同行评议的检验以及在不断修改中趋于完善的过程。编辑老师和匿名评审专家所付出的心力以及他们提出的专业意见,使笔者受益良多。因此,笔者在本书每篇文章下方均标注了原刊发表信息,同时列明所有合作者及其工作单位,这既是对原发期刊、合作者及其所在机构的尊重,也是对学术规范和学术共同体的一份致意。借此机会,谨向所有给予笔者指导、支持与帮助的师长、同人、朋友、学生以及期刊界同人,致以诚挚谢忱。
当然,学术研究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本书所能够呈现的,也只是某一阶段思考的断面。尤其是人口问题,它关系国家发展全局,关系亿万家庭福祉,也关系代际延续与社会未来。面对中国人口发展新阶段出现的一系列新挑战,学界仍有大量问题需要继续探索,政策层面也仍有许多工作需要持续推进。本书所收入的论文,只是笔者在这一领域持续思考中的部分记录。尽管它们未必周延,亦非终论,却凝结了笔者这些年在相关研究上投入的大量心血,也见证了笔者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这一学术共同体中不断学习、积累和前行的过程。
七十年薪火相传,七十年弦歌不辍。值此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建校七十周年之际,谨以此书致敬学校,致敬所有给予我支持、帮助与启发的师友同人与可爱学生。愿这本文集,既成为我个人学术历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标识,也成为献给学校七十华诞的一份微薄而诚挚的心意。
——茅倬彦

当“低生育率”成为公共讨论的高频词,我们常常听到两种声音:一种追问“年轻人为什么不愿生了”,另一种呼吁“赶紧出台鼓励政策”。但这本文集告诉我们,真正重要的问题或许不是“愿不愿”,而是“为什么这样选择”——以及“政策该如何回应这种选择”。
茅倬彦教授的《当代中国的生育理性与政策选择》一书,正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系统性研究结集。本书并非零散论文的简单汇编,而是作者多年研究脉络的完整呈现。
作者茅倬彦教授2019年调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此前在国家部委研究机构工作十年,参与大量人口政策与战略研究。这段经历使她的研究“并非最先来自书斋中的抽象推演,而是来自国家发展进程中的现实命题”。进入高校后,她又以理论自觉和方法训练,超越对现实问题的即时回应,在学术与咨政之间实现深层贯通。
本书正是这一双向互动过程的结晶:既有宏观趋势的冷静判断,也有普通家庭现实困境的温度关怀。
值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建校七十周年之际,作者将此书献给学校,也献给所有关心中国人口问题的读者。正如作者所言,人口问题“从来不单纯是人口数量问题,同时也是发展问题、家庭问题、性别问题,是公共政策问题”。
读懂低生育率,从理解“生育理性”开始。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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